所以，行政责任与社会责任的边界意识就显得十分重要，不应该因为责任的越界或混同而使行政权的背负乱伦的罪名。
[19]关于全国人大的宪法地位，一说为总括机关，全国人大概括性地享有一切国家权力，一说为人民主权所在和主权行使机关，另一说为全国人大是宪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非国家最高权力机关。[20]前引[6]，林来梵书，第341页。
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应三位一体，绝大多数时候这三者确是一体，一人执掌党政军大权。[31]政治宪法者指责规范宪法学只是在等待日常政治的到来，缺乏现实担当。所谓制宪权，主要指政治体的总决断权，它不受时空限制，罕有的情况下的特定时间[36]是其唯一的政治法则。 注释: [1]参见李琦：《在规范与价值之间——评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学家》2002年第2期。不过，宪法社会学宣称以科学家的准则从事田野调查式的规范寻觅工作，其过滤网是现实有效性，故其极可能走向规范宪法学所批判的形式法治，即德国历史上出现的那种纯粹规则至上的法治——只管火车准时到点，不问绿皮厢中为何物。
有鉴于此，本部分对高氏一脉不涉及。[63]同前引[15]，陈端洪书，第162页。这个道理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学者所揭示，罪犯聚于一处，互为习恶，徒增犯罪之事。
第三，尽管刑事诉讼程序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刑事法机制运行的严谨性和系统性，却非行政程序可与之相比。刑法的结构与视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07. [5]参见：张绍彦。改写历史的另一手法是：将收容教养、强制医疗、强制戒毒各自归属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禁毒法调整，同时借刑法修正之势，通过有限犯罪化，分流那些处于犯罪边缘的原劳教人员。作为制度性力量，法律评价既要维护人类共存所必需的基本秩序，又要认真对待个人权利，反之，如果不当损及个人权益，人权作为法治社会的最小细胞发生破裂，法治社会就只是幻影。
尽管在法律的抽象定性上，在押服刑人员是接受刑罚制裁或者说强制性劳动改造，被决定保安处分的人员是接受非刑罚性处分或者说接受的是强制性教育改造，事实上这种区分只存在于学理解释和官方文件之中，不具现实意义。尤值一提的是，在我国教育机制中，一些多次盗窃抢夺他人财物、寻衅滋事的低龄学生被学校送入地方教育部门主管的工读学校而非劳教场所，这些未成年人远离司法机制，似乎更能让其融入社会。
《刑法》第18条明确规定，对于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可以由政府予以强制医疗。而这是刑事法框架内部的完善问题，无需另行立法。事实上，根据刑法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情节严重的已经构成犯罪。这个标签将始终伴随着这个人的一生，使其名誉和前途均受到某种负面影响{10}。
短期隔离式保安处分也未能实现预防再犯的目的。与此同时，目前将过多精力集聚于与改革相关的立法上，不如直接沉人那些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详定其运行规则。王娥，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硕士生。该制的称谓是强制医疗。
目前，刑法对强制医疗只做了原则性规定，没有明确这类人是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治疗、司法监控下的社会治疗模式还是完全交由社会医疗机构治疗。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分流劳教功能，持续推进强制戒毒、收容教养、出狱人安置帮教等预防犯罪措施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比如目前劳教场所主要的收容对象是四类人：有严重违法行为但不够刑事处罚的常习性违法行为人与轻微犯罪人（包括所谓实施无理缠访或者教唆传销行为的人员）、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因信奉法轮功破坏法律实施的人员、强制戒毒的吸毒成瘾人员。还需说明的是，批判现制和评估方案相对容易，谁也不宜轻言，经如此这般的改革，就不再会有司法的纷争，也不再会有制度的异化，出现社会动荡时如何保证法律适时反应，还呼唤建立一套能够应对紧急状态的法律机制。
司法控制 一、旧话重提 在预防犯罪法律体系中，没有哪一种制度像劳动教养这样承受如此之多及如此之严厉的社会抨击，本世纪之初，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学者曾经会诊劳教制度，粗阅2001年第6期《中外法学》专号不难发现新近讨论的劳教弊端与缺陷那时就已系统论及。如果说监狱中的服刑人员被贴上了罪犯的标签，那么社会另类的法律标签同样也会贴在被处分人的身上。由公安机关聆询程序改为司法控制，确实有可能大幅减少被处分对象的数量，但这却引出了有无改制和立法必要的重大议题。理性与秩序——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研究。1986年法国新刑法取消了先前？对多次累犯在刑罚之外可宣告长达10年的‘刑事监护的规定，改为社区跟踪监管{2}。短期隔离违法犯罪人的本旨是为了消除处分对象的社会危险性，这样做的终极目的不外乎是通过场所隔离，让他们不再选择犯罪。
这是刑法确认的正式制度，无需另定法律加以确认。如果我们不能回避以社会生态学和人类行为学来解释个人行为的动因，对单一制度的效率就理当抱以合理的期待，至少要求教养机关像父母对待子女，医生对待病人，老师对待学生一样帮助教养人员改恶从善，实属苛求。
今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全国人大法工委代言人郎胜在答记者问时仍然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如何改革，《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是否还需要制定，应该如何制定，还要结合整个社会的实际需要和法制建设的发展情况统筹考虑。教育是培养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活动，在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理应形成一种平等的良性互动关系{4}
可见，依其轻重各自归属刑法或治安处罚法调整具有可行性。第二，即便针对这类实施了严重违法和轻微犯罪的人员予以教养处分，可以勉强归属教育，它也早已没有供养、就业的蕴意。
即使可以冠名于警察教师，在被教育者的眼里他们的身份实质上只是警察。应当看到，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这类常见危害行为都是不为社会所容忍的行为，劳教为公安机关所看重是因为它能够与刑罚形成双重防线，这种对常见危害行为的处置圈远比实施《刑法修正案（八）》形成的犯罪圈大。2009年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认为，德国对于具有危险的倾向犯的保安监管，具有在时间上无限制的隔离特征，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7条第1款所规定的禁止溯及既往的原则。这是刑法确认的正式制度，无需另定法律加以确认。
第三，劳教适用不仅关乎公权力的合理运作，还直接涉及个人基本权利的限制，即便目前国家治安机关已经明显收紧劳教的袋口，该制度的局部实效与社会现实需要和基本价值相背仍会动摇其整体存在的正当根基。司法控制 一、旧话重提 在预防犯罪法律体系中，没有哪一种制度像劳动教养这样承受如此之多及如此之严厉的社会抨击，本世纪之初，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学者曾经会诊劳教制度，粗阅2001年第6期《中外法学》专号不难发现新近讨论的劳教弊端与缺陷那时就已系统论及。
况且历史已经给今人留下了深刻记忆，人们潜意识中已经把劳动改造与劳动教养混为一谈，在他们的眼中，二者都是坐牢，变性于保安处分，结局也是可想而知。强制教养的定位与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相冲突的。
第一，改进和详化所谓轻罪化主张应对当下的问题。聆询程序运行令人失望无疑让更多的人回到了将其交由司法控制的结论上。
这类案件既不同于公诉案件也不同于自诉案件，但与普通刑事诉讼相同，被告人可以申请回避，有权获得辩护，可以聘请律师，不服法庭判决还可以提起上诉，上诉期间不得实际执行教养。原因之一是，在刑法出让的空间，劳教适用因缺乏有效程序控制、标准模糊，处置强度过大，导致个人权益得不到保障。一个人一旦被法院经过审判程序判定为罪犯或犯罪人，这就意味着社会对这个人的行为甚至这个人本身做出了否定性的法律评价，甚至是最为严厉的伦理谴责和法律非难，即打上犯罪的烙印，贴上罪犯的标签。在强制隔离戒毒被《禁毒法》规制之前，我们也曾经认为，模仿德意保安处分的理念与做法，可以全面规制我国强制治疗、收容教养和出狱人行为指导等活动。
强制教养与教育规律相冲突。但是，立足于规制公权力和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立场，根据变化了的法治状况，重新考量理论方案，提供运用另一种手法改写历史的前景，旧话重提的意义可谓深远。
还需说明的是，批判现制和评估方案相对容易，谁也不宜轻言，经如此这般的改革，就不再会有司法的纷争，也不再会有制度的异化，出现社会动荡时如何保证法律适时反应，还呼唤建立一套能够应对紧急状态的法律机制。这一定位似乎与教化刑传统、与新派教育刑思想同根同源，因而隔离于社会的场所采取带有明显人身强制的手段教育被收容人，一向被这个社会普遍认为没有什么不妥。
理性与秩序——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研究。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收容教养本身已是一项完美的制度，只是基于本文主旨，这项制度的完善以及节制适用，诸如确定被收容教养的下限年龄、教养移送与执行的权力归属与程序、教养的期限与方式、收容教养与国家义务教育、社会保障机制的衔接等等内容，需另行撰文分析。